今年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郑振铎（1898-1958）是中国文学家、翻译家、藏书家，曾担任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古代陶器和近10万册古籍全部捐献给国家。“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日前正在故宫博物院开展。

　　本文摘自郑振铎秘书谢辰生的口述回忆《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谢辰生口述、姚远撰写，三联书店2018年版）。谢辰生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他以自己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回忆了郑振铎生平、经历和他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博事业作出的贡献。“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本刊将分三篇陆续刊发。【谢辰生忆郑振铎（一）】，此为第二篇。

　　是郑振铎先生给我这辈子定在了文物事业。他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物保护法令。我一开始是想去搞学问的，结果郑振铎让我搞文物保护管理，搞政策法规，我就一直搞下来了。一开始起草禁止文物出口的那批法令，其实是他手把手带着我弄的。那时候我确实不懂法律，完全是郑振铎给我找的材料，有外国的材料，还有时期的材料，还有从法国、日本翻译过来的材料。有些没翻译的，他就给我讲大体情况什么样，法律的精神什么样子，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他说先弄几个单独的文件，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古建筑不能拆、地下文物不能随便考古发掘，先弄这几个。我写完，他就改，改完以后，大家再讨论。像1953年《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是郑振铎亲自起草的，不是我起草的。他自己先起草，起草完了“会”文物处，你说现在有这样的首长吗？所以我在回忆他的文章，把这段历史写上去了。我在纪念他的文章里面写，“在文物局他主要是参与确定大政方针，人事安排和处理重大问题，由冶秋同志负责主持处理日常的具体事务。但是对方针政策等带全局性的问题以及一些重大的业务性工作，则往往事必躬亲，而且还一抓到底。”好多文件的底子是局长起草的，然后由底下人加工的。故宫改革方案，也是他亲自起草的。局长起草完了“会”博物馆处、文物处，请底下提意见，提完了再改，现在哪儿有啊？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

　　“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这是我刚进门时候郑先生说的话，我是牢牢记住了。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在执行他交给我的任务。

　　有些搞具体研究的人也不一定能从这些角度想到保护文物的意义，但是我不这样想问题，我就没法保护文物啊！实际上后来我们说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意思最早是郑振铎先生提出的，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候就说“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但他没有形成特别明晰的论述。可是他对我总是谆谆教导，“要把保护搞好，把政策搞好，否则一切都没有”，我一辈子记住他这些话了。我一直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制定法令，起草报告，像1961年的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还有好些个中央、国务院发的文件都是我写的，但那都不能写我的名字。我始终抓住“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六十几年如一日，一以贯之。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文物保护的方针，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在党和国家的层面、在中央的层面，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持保护为主从来没有动摇，依靠群众来保护文物，依靠法制来保护文物。我们今天在文物事业上取得成绩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即使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很大，但是仍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对此，我是很感到骄傲的，不是我个人的骄傲，是对文物工作的骄傲，六十年文物工作正确的方针没有变过，始终是对的，这多不容易啊！

　　1953年，中国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在全国铺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又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从物质财富来说是不行，但精神财富是丰富得不得了。这种精神财富包括了文物，文物本身是物质的，但文物不是作为物质本身值钱，而是它反映了精神的财富。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里，马上要进行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肯定会涉及文物保护问题，所以必须要想办法，未雨绸缪，事先要有所准备。郑振铎、王冶秋知道要搞五年计划，就想到要搞一个保护的文件。他们说，在中国这么大一个从未经开发的土地上搞建设，肯定跟地上地下文物有矛盾，必须要政务院出一个文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这两个领导人是很有远见的基建工程。

　　这段时期，我们确定了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为中心的全面文物保护管理工作。1953年春，西安灞桥火力发电厂施工现场发现了半坡遗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陕西省文物部门一块儿发掘的，成为基本建设中的一个大发现。1956年，郑振铎到西安考察，陈毅也路过西安，他们参观了半坡的发掘现场，还有其他一些遗址。陈老总在西安当即作了两个决定：一、在半坡建一个遗址博物馆，国家拨款30万元；二、丰镐遗址上的砖窑厂要限期迁出去。可以说，是陈老总拍的板，在半坡遗址建设了中国第一个遗址原址上的博物馆，这是很了不起的！1953年10月，为了配合基本建设，政务院下发《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是郑振铎亲自起草的。新中国成立初，很多文件都是郑振铎亲自起草，起草完了再“会”有关处室。这真是大学者的风度，也是对事业极度负责的态度。

　　这个文件是政务院秘书长签的，文号叫政文习字第24号。文件一开始，就提出文物工作和建设工作要紧密结合在一起，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是文化部门和基本建设部门共同的重要任务。《指示》对基建工程中怎样保护文物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在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确定施工路线、施工地区之前，要和文化部门联系；对于地面古迹及革命建筑物，除非确实有必要，不得任意拆除，拆除要经文化部门批准；对于地下文物，发现大量地下文物或古墓葬、古遗址时，应立即停工，报文化部门处理，有重要的发现，还要报中央文化部。在重要古遗址地区，如西安、咸阳、洛阳、龙门、安阳、云岗等地进行基本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中央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研究保护、保存或清理的办法。这些原则今天来看也是正确的。这个文件发得很及时，说明了郑振铎、王冶秋很有远见，预见到了基本建设中必然会在地上、地下遇到文物保护的问题。

　　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的关系。在建设中怎么保护文物？郑振铎和王冶秋就考虑，在保护中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政策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政策问题，1953年的“政文习字第24号”文件解决了，下面就是干部问题。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搞考古的人没几个，搞文物的人也没几个，现在文物界的那些大名家那时候还不是老头儿，还是年轻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该怎么办？郑振铎就想，在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展之前，成立一个考古人员的短期培训班，用三个月时间训练。从旧中国留下的考古专家人数很不够，现在大规模基本建设，光靠这些屈指可数的专家根本不可能。但是他们可以当老师，在短期内培训一些人，来适应形势。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产生了分歧，夏鼐认为，考古学是科学，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这么多符合考古学要求的专业人才，对能不能办好培训班表示怀疑。郑振铎说，不指望三个月能解决那么多的大问题。因为考古是系统的，有技术问题，要学怎么考古，就要学绘图，懂测绘，会照相，在发掘的时候应该怎样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这都是技术问题，先把技术问题解决了。王冶秋说，现在情况紧迫，你不这么办，就解决不了矛盾，必然会造成损失。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

　　短期考古人员培训班一共办了四期，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三家联合办，培养了341人，是从全国来的学员。培训班请了郭沫若、夏鼐、裴文中等一批名家给学员讲课，裴文中是培训班主任，重点训练田野考古发掘的技术，都是可以在工作中可以操作的实用技术。学员在三个月之内先把这些技术掌握了，然后就可以去工作了。在做具体工作中边做边学，慢慢体验，现在只要你能把考古现场客观的记录下来，考古做了，记录也有了，就已经算是跑步前进了。我们也不要求你在这个培训班上就能成为学者，现在主要是把技术熟练，把考古发现客观地老老实实地记下来。以后集中力量推进基本建设的考古文物工作，就是依靠这支队伍。短期考古人员培训班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人把他们称为“黄埔四期”。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到1954年，《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发了一年多，全国已经有很大的收获，到处都发现文物，像旧石器资阳人等都是这时候发现的，非常了不起。郑振铎一直非常注重文物的宣传工作。1950年，经他的倡议，文物局资料室创办了《文物参考资料》，就是后来《文物》杂志的前身。他亲自主持在午门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像《伟大祖国艺术展览》、《伟大祖国建筑展览》、《敦煌展览》等。有时候，郑振铎会办小型展览，像1950年在团城办了表彰刘铭传后人刘肃曾捐赠的虢季子白盘特展，董必武、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等领导人和文化界名流都来看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也来看了展览，我跟他说虢季子白盘出土地为“郿县宝鸡”有误，应该是“宝鸡虢川司”。后来马衡给我写了封信，表示赞同我的看法。马衡在信中说，“辰生先生大鉴：顷假得刘氏所刻《盘亭小录》，载吴云考释，言是盘道光年间常州徐傅兼宰郿时所得，后载归其家。云盘出宝鸡虢川司地，则盘之出土实为宝鸡，且地名虢川司；而罗福颐《金文著录表》谓出郦县宝鸡，尤不可通。虢川司之名，当以西虢得名，俟假《宝鸡县志》一考之。此颂台祺。马衡上言 二月廿四日。”

　　对于重要的反映全局的文物工作成果，郑振铎则会安排在故宫或历史博物馆举办大型文物展览。所以在1954年，他就下决心把一年来配合基本建设出土的文物集中在北京展览。展览就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叫做“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这个展览一出来就取得很大的轰动。首先是轰动了社会，很多历史学家都来看，很多东西过去没有啊。出土文物改写历史了，为中国的历史研究以及其他学科提供了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新资料。因此展览震动了史学界，也震动了社会各界。范文澜看过这次展览，就写了篇文章，谈过文物对历史研究的三个作用。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一个叫“证史”，“证明”的“证”，是证明历史；一个叫做“正史”，“纠正”的“正”，有些历史记载说的是这么回事，文物出来后表明却不是这么回事，文物纠正了历史记载；第三个叫做“补史”，因为历史上有空白，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结果文物出来了，补充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所以文物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对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展览出来以后，几乎所有专家都看了，很受震动。很多出土文物过去没见过，历史上、文字上都没有过记载，现在文物出现了，所以专家们就写文章，看看这些文物对研究历史有什么作用。

　　展览也引起了人的重视。人很多都去看了展览，从毛主席到都去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看了。毛主席亲自来看了两次。他就在故宫城墙上遛弯儿，说午门这有展览就来看，那时已经下午四点了，没有电灯，就打手电看。后来没看完，天太黑了，就说再来吧，后来又来一次，看了第二次。他在看的时候，指着文物展品跟随行的人员说：“这就是历史，要好好学习。”这是他的原话。这次展览以后，过了两年，我们又搞了“五省出土文物展览”，都是陕西、江苏、安徽、山西、热河五省在配合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中出土的。一边出土，一边就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宣传的效果很好。

　　那时候只要办展览，一定要搞图录。搞配合基本建设的文物保护的时候，我没有参加配合基建工作，主要在文物局机关工作，负责搞《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郑振铎委托我去上海，搞这个《图录》的制版和印刷。这边办展览，同时那边就出版图录，这都是郑振铎的高招。书非常好，珂罗版的，郑振铎写了篇长序，可惜现在这书都找不着了。当时北京的印刷水平还不行，我在上海前前后后忙了一年多，专门找了鹿文波的做铜版的开文制版所制版，“申记”和“安定”两家珂罗版的印刷厂印刷，书印出来以后非常精美。后来我把鹿文波的开文制版所和申记印刷所，包括设备和技工，全部搬到故宫去了，给故宫印。后来成立文物出版社，又划为文物出版社的印刷厂。鹿文波的制版技术非常高，文物出版社出的一些图录，印刷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