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官员中现象严重，腐败案件涉及各个部门，涉案人员包括各级官员与工作人员。的盛行不仅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对苏共党风以及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些西方媒体借此大做文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在当今媒体中，能举出很多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案件的名称，有影响的大案如珠宝钻石走私案、黑鱼子酱走私案、乌兹别克黑手党案、驸马案等等，就腐败案件的数量、规模以及社会影响看，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勃列日涅夫时期堪称“空前绝后”，尤其是在他执政后期，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10年左右的时间里。
1. “带头”腐化堕落。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腐化堕落的“带头者”。他对贵重礼品、轿车、猎枪的喜爱在当时就已为很多人所知晓，尤其是他在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地摆弄他的那枚有名的金刚钻戒的镜头，更把自己的那点爱好毫不遮掩地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同时，他从不忘记满足家人的要求。Г.沙赫纳扎罗夫曾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本人经不起‘甜蜜生活’的诱惑，不能自持并深陷其中。他喜欢礼品并找到了不光彩的办法来满足这种欲望：在出访时尽可能送给外国首脑贵重的礼物（当然，费用是公家出），期待着轮到给自己送礼物时对方不小气（这也是公费的，只是‘报’给个人了）。”他还回忆，每一次出访回来，的专机落地时，都会从飞机上卸下装有高档礼品的几十只箱子，装到厢式货车上运回的别墅。
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他每次去捷克的卡罗维发利之后，夫人维多利亚·彼德罗夫娜都会收到很多“贡品”，而对珠宝钻石有着病态痴迷的女儿所做的那些冒险勾当，他也不可能不知情。此外，勃列日涅夫弟弟的受贿行为也广为人知。他女儿在回忆中曾写道：“父亲……跟那些来路不明的高加索人、小商贩、在宾馆酒店搭上关系的专业人士来往，他们打着他的旗号购买短缺的‘伏尔加’轿车，建造别墅，还有朋友和老乡也扯进这种地下活动。”勃列日涅夫在对外贸易部担任第一副部长的儿子尤里也有一些腐败传言，人们说他是“一个酒鬼加小偷”。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更甚，他从一个上尉到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升迁，以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的种种恶行早已被人们所知。正因此，有人在介绍“本人和他家庭的腐败和贪欲”情况时断定，“自己的家庭也变成了社会的腐败场所”，这个判断并不为过。
2. 高官腐败：“别责备我，看看你们自己”。勃列日涅夫所提拔的那些在乌克兰的同事及老乡，或者曾一起工作的同事中不乏贪腐之人。例如，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很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他充分利用勃列日涅夫对女儿女婿的“舐犊之爱”为自己投机钻营。此外，受到勃列日涅夫包庇纵容的亲信还有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利耶夫、库纳耶夫等等。
在中央各部门以及地方，涉嫌官员级别高、范围大，从最初的个别部长，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涉及多个部，甚至中央委员。典型例子是格鲁吉亚中央、苏共中央候补委员B.姆日阿瓦纳泽。原格鲁吉亚中央第二书记H.A.罗吉昂诺夫回忆，姆日阿瓦纳泽夫妇“很时髦地大张旗鼓地庆贺女主人的生日，把她称为‘维多利亚女皇’。生日庆典邀请了大量宾客，他们赠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
某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除了拥有供应的国家别墅外，还修建了私人别墅，为自己的子女、孙子们同时修建了私人别墅。70—80年代，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现象在俄罗斯联邦贸易部、苏联外交部、外贸部、后勤部、俄联邦轻工业部、苏联文化部都有出现。正因此，时任苏联文化部部长E.福尔采娃把用于装修大剧院的材料挪出了一部分，用来建造个人别墅，被告发后，当政治局开会就这件事批评她时，她大光其火，扔给在座的人们一句话：“没有什么可责备我的，看看你们自己吧。”是啊，如果大家都彼此彼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3. 上行下效：涉及各部门各行业各级别工作人员。当时的腐败案件所涉及的部门与行业很多，而在每个涉案部门和行业中，又能“纵向”牵出一串又一串的相关人员，并且最终都有可能指向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
苏联检察院调查处处长A.布图尔林回忆，在参与调查鱼类案件时，“一开始我们就遇到多方面的人，涉案的人从操作班长、工匠到鱼类加工厂厂长，从海洋联合贸易公司工作人员到渔业部主要领导，直到副部长雷托夫。” 实际上，这个贪赃受贿的链条末梢没有止于雷托夫，还涉及渔业经济部领导、苏共中央委员A.A.伊利可夫。在乌兹别克黑手党案件中，一大批领导干部虚报棉花产量，从国库骗取20多亿卢布的收购资金，案件涉及乌兹别克党中央拉希多夫。
因出售大宗商品“提成”而引发的特列古波夫案，从莫斯科贸易百货公司往下，每个部和每个部门都有提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链条。在对外贸易领域，除了涉案人员多之外，金额巨大，也令人瞠目。1980年破获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渔业部、贸易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等300多名干部，使国家遭受几百万卢布的经济损失。
又如粮食走私。根据数据，购买小麦的内部价格是每吨100卢布，而在国外购买则是每吨225卢布。就是说，苏联每进口一吨粮食，就要比在国内购买多花1倍多的钱。但“为什么苏联政府在明明知道这一点的同时，还要超高价地付给美国和加拿大的农场主，而少支付给自己的集体农庄庄员呢？”1973—1983年担任加拿大大使的А.Н.雅科夫列夫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我很清楚，在粮食进口系统中，国家黑手党有组织地、很好地操控着这件事，并使得相互关系复杂化。”
还有一个例子是金刚石走私。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金刚石开采量占世界1/4份额。1970—1988年间，苏联向境外运出价值48亿外汇储备的金刚石，而“德比尔斯”公司仅在1977、1978年两年间通过倒卖金刚石到以色列就赚了26亿美元。在政府中多次有人提议，应该自己组织加工金刚石来出口钻石。但是，每次都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力量”压住了这些提议，并极力证明苏联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的钻石生产。于是，一面是官员及家属从事钻石走私活动，另一面又在出口廉价的金刚石，使外国公司通过倒卖金刚石赢取巨额利润。
4. 买官卖官：党证和公职也可以买卖。当时，一些党组织把“党的权力”变成了谋利工具，“在某些共和国甚至有给党证明码标价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第二书记罗季昂诺夫说，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一些党组织中，有人从事党证交易，把各种类型的骗子接纳进苏共组织，在他们行了更大的贿赂之后，又把这些人推上更高职位。有记录显示，在阿塞拜疆的一些地方，给州委书记和一些职能部门官员、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都标定了价格。还有人回忆，70年代后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卡什卡达尔音州，在州党委加伊波夫的直接领导下，区、市和州一级的职位被出卖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受贿意味着，对于越来越多的政客来说，社会公众的利益被放在了后面，而个人自私自利的利益被摆在前面，为了个人利益，他们可以牺牲党和人民乃至国家的利益。
5. 出卖情报与叛逃：克格勃也不是一块“净土” 。外国特工渗透到国家多个机构，是党和国家特权阶层蜕化堕落的证据之一。一本名为《叛逃者》的书中曾举出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91个工作人员的名字，他们都是1945-1991年间叛国的人，其中48个叛逃到境外或者败露的，是发生在1975—1991年之间。这份名单上的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波利亚科夫于1961年11月被美国中情局招募，1962年夏天返回莫斯科，曾先后在情报总局的“中心机关”工作，担任过军事外交科学院的系主任，并获得少将军衔。后来的调查证明，在同美国中情局合作的1/4个世纪中，他透露了苏联军队和对外情报部门工作的1500名军官的私人信息。曾任克格勃侦查机关的红色学院党委书记的弗拉基米尔·比古佐夫破译了几千个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密码，还有大量苏联特工人员的个人信息。
除了上述各种现象外，还可以用一个数字来加以说明：一些腐败案件牵连的人数众多，受到处分的党员也在增加。从党组织的调查数字中可窥见一斑：1981—1985年，苏共开除了42.95万党员；1986—1989年，开除了49.84万人。大约10年间，被开除出党的人数有近百万。尽管这些被开除的不一定都是因而违法的人，但可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党员队伍的状况。总体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官员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层次高，勃列日涅夫本人就乐于收受各种礼品，他的家人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索贿受贿。一些被勃列日涅夫提拔起来的亲信，那些曾与他共事过的下属，还有他的“乌克兰老乡”，那些握有职权的省部级官员，以及官员家属，都仿而效之。二是贪污受贿案值大，案由多样，可谓什么都干。而出了事，特权身份以及关系网又有可能帮他们“摆平”。三是牵涉面广。各个行业和各种职能部门，只要需要都能用钱或者权力来“摆平”。四是情节恶劣，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为了个人利益，一些人甚至干预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使国家在经济上以及对外关系中蒙受损失。
在身份上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员基本上都处于“特权阶层”。故此，他们的腐败行为对当时以及后来苏联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党员干部的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带来思想混乱，动摇了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造成官员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贪污受贿之风不仅污染了全党，也污染了全社会。为了牟利，那些贪官往往形成较为封闭的、由自己人构成的“圈子”，他们脱离群众、欺上瞒下、损公肥私。贪污受贿等行为又对党内风气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引起群众的愤慨和憎恨。于是，苏联党和政府不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了高高在上的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的代表，甚至贪污腐化、不劳而获者的化身。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第二，影响了改革进程，给后继者留下一个“烂摊子”。影子经济、黑市交易这样的贪污犯罪行为活跃，给社会健康发展带来极坏影响，“停滞”与“短缺”成为勃列日涅夫后期的代名词。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要先着手处理像谢洛科夫腐败案、丘尔巴诺夫贪污案、乌兹别克黑手党案等腐败案件。安德罗波夫病逝后，有的腐败案件停止查处，有的案子来不及了结，苏联就解体了。这些情况对于“后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改革而言，十分分散精力，影响了其他工作的进行。
第三，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勃列日涅夫时期的 “巨贪”如同一个个“硕鼠”吞噬着国民的财富，甚至与西方国家那些操纵国际油价以及黄金、钻石等的资本“大鳄”沆瀣一气，里应外合，对苏联的国际贸易以及外交关系带来的损失难以计算。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身处特权阶层、精英阶层的官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使自己手中的财产完全私有化和合法化，一些高官希望国家转向资本主义轨道，极力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乃至“革命”，对苏联解体起到催化作用。最终在苏联的“丧钟”里他们收获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并继续利用“私有化”等手段侵吞国家财富。
第四，授人以柄。列宁和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责任与义务早有论述，对官僚主义、现象也有明确的态度，苏联的法律对党的干部与政府官员的行为也有严格规定。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腐败行为成为西方、反苏人士的把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西方政界、学界的一些人不惜歪曲事实、夸大特权，大力渲染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以达到丑化苏联党和政府的目的。这些现象损害的不止是苏共领导人、苏共、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还波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苏东剧变，其部分原因也有民众对党的领导人以及官员作风的腐化堕落严重不满。
中国有句谚语：“上梁不正下梁歪”，与之相对应的俄罗斯俗语是“鱼从头上烂”。勃列日涅夫自己树立了一个可耻的“个人榜样”，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重用的亲信的腐败行为，使得他执政时期成为苏联历史上腐败行为风气最甚的一个阶段。
1.“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干部应洁身自好。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无论是影子经济的存在还是劳务工作的掠夺行为，以及官员行贿受贿，都是正常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勃列日涅夫自己的行为成了周围人最有效的“示范”，也带坏了社会风气，使得不仅横行无忌，还令那些想查办的官员遇到种种障碍。就此意义说，勃列日涅夫本人对当时腐败的盛行、社会风气的败坏负有很大的责任。
2. “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抓党风建设必须从干部自身做起。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改革”已经成为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必须面对的事实，安德罗波夫正是从整肃纪律、惩治腐败入手，开始了“改革”，这也是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盛行，引起社会情绪极大不满所作出的明确反应。就任不久，在一次谈话中，安德罗波夫再次表达了自己对经济混乱、劳动纪律松懈、贪污受贿等情况的忧虑，并承认，贪污受贿已经牵扯到许多上层领导人。
“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很显然，安德罗波夫是想用惩处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重树党风，改变党员干部的形象，解决群众期待的诸多社会问题，他所掌握的大量材料也使得他断定，这项工作必须立刻着手。
需要明确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从上到下一路盛行，但并非“人人皆腐”。在一些历史及政论著作中，谈及苏联的腐败，就一定要说特权阶层。没错，处于特权阶层的很多官员都涉嫌腐败，有的虽然没有因腐败发案，但却在戈尔巴乔夫年代进入“精英阶层”，成为摧毁苏共和苏联的急先锋。不过，从总体看，当时的官员可以分为三个范畴。一是前述那些之流。二是一些领导人，如安德罗波夫、雷日科夫等领导人生活简朴，十分自律。在中下层党员干部乃至普通党员群众中，也有部分人自觉，向管理部门反映或控告腐败分子的违法行为，因此，当时对一些触犯法律或者反映强烈的贪腐案件进行了处理。最后一部分人，便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政治的冷漠与对一些领导人的失望，使他们渐渐远离政权。国内学界对苏联当时社会现象与社会心理的分析已有不少成果，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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